法哈德·萨米伊——美国事务专家

制造危机还是连贯主义？

过去18个月，美国从数十个国际机构退出的进程，直至对伊朗发动战争，引发了一个问题：华盛顿是在建立新秩序，还是仅仅在破坏现有秩序？这场辩论的一边是”危机即主义”的叙述，根据该叙述，已持续约八十年之久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正在终结，其替代品不是新结构，而是作为美国外交政策工具的混乱。从66个国际组织退出、关闭美国国际开发署以及削减部分联合国机构的预算，也在此框架内被解读。

另一边，”特朗普主义”的叙述试图为其行动赋予一种共同的战略逻辑，其基础是主权、与中国的对抗、与盟友分摊负担以及重新定义美国在世界中的角色。这两种叙述之间的区别可归结为一个问题：特朗普的行为是一系列权宜之计和矛盾决定，还是受一种连贯模式的支配？

特朗普的交易性且有时矛盾的做法强化了一种看法，即他的”主义”只不过是危机；然而，其外交政策中反复出现的模式也表明，华盛顿的行为不能仅仅被视为随机。这两种叙述的共同主线是，美国外交政策给国际体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

格陵兰；从言辞到行动

格陵兰案例是衡量特朗普外交政策中宣称目标、手段和结果之间差距的明确例证。2025年3月，特朗普承诺向格陵兰公民提供数十亿美元投资以创造就业和财富，同时威胁反对美国控制格陵兰的欧洲国家征收10%至25%的关税。这种做法可被视为”强制交易”模式的一部分，其中经济关税被转化为政治杠杆。

然而，这种做法的结果与所述叙述背道而驰。丹麦自新冠疫情前以来的经济增长总体上超过了美国；因此，特朗普意图通过将格陵兰并入美国使其更富有的那个国家，本身的经济表现比美国更有利。使用武力夺取格陵兰的威胁也引发了欧洲盟友的强烈反应，非但未建立信任，反而加剧了对华盛顿政策的担忧。特朗普最终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放弃了使用武力的威胁。这种模式——侵略性威胁、负面反应、然后战术撤退——在各种案例中反复出现。

盟友；从伙伴关系到依赖

重新定义美国与其盟友的关系一直是特朗普外交政策的一贯主题。他的战略文件强调”伙伴关系而非依赖”以及结束将美国支持视为理所当然的做法。新的《国防战略》也呼吁盟友掌控自身安全，并将保卫美国领土和遏制中国列为优先事项。这种做法符合一种主义，即美国远离世界警察的角色，寻求与盟友分担安全负担。

然而，这一政策的实际后果不一定是加强联盟。美国的传统盟友得出结论认为，华盛顿的外交政策不再保证对其无条件的支持，因此它们正重新定义其安全战略。美国退出国际机构和多边框架的削弱也促使中小国家增加风险覆盖、武装自己并做出独立决策。

对伊战争；从叙述到实地现实

对伊战争也是特朗普外交政策最重要的试验场之一。在攻击前数月，福克斯新闻推动了一种叙述，即如果美国不果断对抗伊朗领导层，伊朗将获得核武器。战争开始后，该网络也通过强调军事成功和伊朗即将崩溃的承诺来支持战争的继续。劳拉·英格拉姆还将反对战争描述为”反美”，将辩论简化为善恶二分。

然而，实地现实与这种叙述背道而驰。战争的主要目标，即推翻伊朗政权，并未实现，同时战略石油储备和美国部分导弹防御系统被严重消耗。媒体叙述与战争结果之间的这种差距表明，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在实践中面临结构性局限。因此，特朗普既未完全掌控局势，也未失去控制，而是在持续不确定的环境中做出决定。

正在形成的主义还是持续的混乱？

“危机即主义”与”连贯主义”二分法的答案应在这两种叙述的结合中寻找。一方面，特朗普的外交政策表现出反复出现的模式，如强调主权、强制交易、减少对盟友的承诺以及优先与中国的竞争；但另一方面，这些模式缺乏经典主义的战略连贯性，往往伴随着矛盾的战术决策、突然撤退以及言论与行动之间的差距。因此，特朗普既不是拥有完全清晰路线图的战略家，也不是纯粹的混乱推动者。

美国对盟友的安全承诺、退出一些国际机构以及华盛顿对与中国竞争的日益关注，可能减少对伊朗的一些间接压力；然而，基于强制交易和不可预测军事威胁的做法，使德黑兰的战略计算复杂化。

更重要的是，美国在世界中角色的重新定义，无论被称为”主义”还是”危机”，都意味着一种秩序的削弱，在这种秩序中国家在一定程度上知道游戏规则。现在正在形成的秩序仍然缺乏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互动的明确和既定规则与机制。在此情况下，各国适应新环境、保持战略自主性并利用权力重新分配所产生机会的能力，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精确计算和战略敏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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