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萨姆·穆罕默迪——区域事务专家

2026年9月30日（1405年梅赫尔月8日）被认为是美国在伊拉克23年直接军事存在的终点；这一天，华盛顿领导的联军最后一批部队从埃尔比勒空军基地撤出，巴格达将其命名为“主权日”。

美国军队的完全撤出是在公众舆论压力、议会、治理机构，尤其是伊拉克抵抗组织的影响下实现的，具有战略意义。然而，这一事态发展不应被解释为美国对伊拉克干预的终结。尽管直接军事存在结束，华盛顿仍可使用其他工具来维持其影响力。因此，主要问题是：军事撤出是否意味着美国对伊拉克影响和干预的终结，还是华盛顿通过改变干预工具，正在开启影响力的新篇章？

将军事力量撤出与干预及战略影响分开

熟悉美国帝国主义行为模式专家知道，美国军队的撤出不一定应被视为“影响战略”的终结，而仅仅是“直接军事存在”的终结。美国继续通过远程实际存在和直接控制来追求影响力。情报合作、伊拉克部队培训、武器销售、双边防务协议以及金融和经济压力，都是可以在没有大规模部署部队的情况下维持华盛顿干预和影响巴格达决策可能性的工具。

从这个角度看，美国士兵的撤出与其说是完全消除权力行使，不如说是其形式的改变；因此，仅通过驻伊拉克外国部队的数量来衡量伊拉克行动独立的程度是不可能的，还必须考虑非军事和间接的影响工具。

金融杠杆；没有军事存在的施压工具

华盛顿在伊拉克最重要的杠杆之一是对该国金融体系的控制。自2003年以来，伊拉克的石油收入一直存放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账户中，巴格达进入全球金融体系的部分通道也经过这条路线。这种机制使美国能够在不需大规模军事存在的情况下影响伊拉克的金融和经济政策。

2026年4月，美国停止向伊拉克运送美元货物；这一行动在该国外汇市场和经济中引起了担忧。伊拉克政府约90%的预算依赖石油收入，任何对美元获取的限制都可能对巴格达经济施加相当大的压力。从这个角度看，金融杠杆可以成为华盛顿对伊拉克政府施压的重要工具。

因此，在没有减少金融依赖的情况下，军事独立本身并不意味着完全独立。为了减少美国影响的范围，伊拉克必须在加强政治和安全主权的同时，也减少其在金融和货币体系中的脆弱性。

伊拉克在两种做法之间以及内部裂痕加剧的风险

美国的撤出使伊拉克的权力方程式更加复杂。一些抵抗组织认为美国军队存在的终结是一个重要事态，并强调保持其防御能力。真主党旅和努贾巴运动也宣布，他们不会接受解除武装，甚至不会遵守伊拉克政府设定的2027年6月最后期限。

另一方面，华盛顿可以利用军事撤出问题作为影响伊拉克内部安排的杠杆，向巴格达施压以解除这些组织的武装。如果这一分歧加剧，安全问题转变为政治和社会裂痕的风险将会增加；因此，美国撤军后的重要挑战之一是在不制造新不稳定根源的情况下管理内部分歧。

安全真空和对过去情景重演的担忧

对美国撤军后出现安全真空的担忧值得注意，特别是考虑到2011年的经历以及随后几年伊斯兰国的出现。在关于那个时期的叙述中，美国军队撤出造成的真空是为不安全加剧提供条件的因素之一。根据这种认知，伊拉克的一些安全事态发展不仅被视为不必要事件的后果，而且被视为一个进程的一部分，通过该进程提供了外国军队合法化返回的可能性。

在当前情况下，也有人担心美国挑起并重新加剧恐怖活动或增加不安全，将为美国安全影响力的回归创造必要借口。在这种情景中，恐怖主义可以从安全威胁转变为重新界定外国军队存在必要性的工具，并再次使伊拉克政府面临请求外国援助的选择。

从这个角度看，对巴格达而言最重要的问题是防止形成安全真空、加强内部力量的能力以及保持治理机构的凝聚力。伊拉克政府在管理安全和应对恐怖威胁方面越独立行事，外国行为体利用不安全重返内部方程式的可能性就越小。

美国从伊拉克撤军标志着华盛顿直接军事干预和存在的终结，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影响力的终结。美国仍可通过金融、经济、情报和政治杠杆影响伊拉克的事态发展，并在条件允许时利用内部分歧或经济压力来扩大其影响范围。

因此，美国军队撤出后的阶段对伊拉克特别重要。将军事独立转化为真正的独立需要减少金融依赖、加强内部安全能力、管理政治分歧并防止形成安全真空。如果巴格达能够同时加强这些组成部分，美国军队的撤出可能导致国家主权的巩固；否则，美国存在的形式有可能改变，而其在伊拉克的战略影响尚未完全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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