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贾德·萨马尼——区域事务专家

第一次考验；“政治承诺”与“实地现实”的对抗

麦加协议面临的最重要困境不在于协议文本，而在于其成员“威胁认知”的差异。沙特阿拉伯将波斯湾、也门和红海视为其安全前线，并将其能源基础设施视为最脆弱之处；土耳其同时介入叙利亚、伊拉克、南高加索和东地中海事务，其与希腊和欧盟的竞争为其界定了不同的优先事项；而巴基斯坦则将注意力集中在其东部边界（印度和克什米尔）和西部边界（阿富汗和塔利班事态发展）。这种威胁认知的内在差异以及也门事态发展，使麦加协议在首次实地考验中面临严峻挑战。

也门最近的事态发展以及安萨鲁拉为回应利雅得对也门的战争而对沙特能源设施进行的报复性袭击，正是摩擦点。巴基斯坦国防部长关于可能激活共同防御条款的声明，随后伊斯兰堡于9月10日的外交退却（强调没有立即军事回应的决定），揭示了“政治承诺与操作能力之间的差距”。巴基斯坦在实践中面临多层困境：一方面，对利雅得的承诺和对沙特财政支持的需求；另一方面，与作为其直接邻国的伊朗的复杂地缘政治关系；第三，印度的敏感性，印度对巴基斯坦与阿拉伯集团任何军事接近持怀疑态度。

但在这种谨慎背后是一个更重要的现实：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绝对不希望考验抵抗轴心。两国都知道，伊朗作为该地区有影响力的行为体，可以帮助建立和平和解决冲突。近年来的经验表明，与伊朗的紧张关系不仅给区域国家带来沉重代价，而且阻碍外交解决方案。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清楚意识到，抵抗轴心在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和也门的事态发展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忽视这一现实将使任何区域稳定努力注定失败。在与该阵线利益对抗中激活麦加协议，不仅给伊斯兰堡和安卡拉带来沉重代价，而且阻碍外交解决方案。因此，麦加协议的第一个困境是：这一结构在危机面前是否有能力将“口头团结”转变为“联合军事行动”，还是将仅限于信息交流和后勤支持的俱乐部？

区域联盟的历史也表明，国家利益的差异通常导致集体承诺的削弱。土耳其、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萨阿达巴德条约》（1937年），或《巴格达条约》（1955年），都因成员利益冲突和外部压力而崩溃。如果麦加协议不能建立管理内部分歧的明确机制，它将遭遇类似的命运。

中国不确定的影响

在麦加协议成员在填补其威慑和经济真空方面面临挑战的情况下，“中国变量”作为全球行为体之一存在于这一方程式中。

中国被视为沙特阿拉伯最大的贸易伙伴和巴基斯坦的经济-军事保障者，可以在硬件领域（供应先进无人机、防御系统以及发展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之间的联合国防工业）和软件领域（经济和外保障以对抗西方压力）发挥作用。然而，北京仍然不愿直接进入经典军事联盟，而更寻求保障波斯湾的能源安全和“一带一路”路线。中国知道，直接进入波斯湾安全方程式将使其与美国对抗，这与北京“发展不对抗”的战略不相容。

因此，中国在该协议中的角色可以被定义为不是“主要建筑师”，而是“有限但有影响力的保障者”。北京更倾向于通过军售、经济投资和外交调解（如2023年3月利雅得-德黑兰协议）来增加其影响力，而不正式进入军事联盟。这种方法使中国能够与沙特阿拉伯和伊朗都保持良好关系，并保护其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

结论；麦加协议滑向破坏安全的风险

麦加协议不应被解读为“区域北约”或仅仅是填补“美国安全保护伞”真空的工具；相反，该协议可能标志着“高风险过渡时代”的开始。

如果协议三个成员不保持谨慎，不能管理诸如威胁认知差异、区域关系复杂性和操作限制等困境，该协议将转变为它的对立面，即安全的破坏者，而非加强安全。紧张局势升级、外交解决方案受阻以及波斯湾转变为军备竞赛舞台，是这一转变的自然结果。在这种情景下，麦加协议非但不会创造威慑，反而成为使单边军事行动合法化的工具，并使成员国陷入其自身无法控制的紧张漩涡。

与此同时，从这种局势中受益的唯一行为体将是美国和以色列政权。波斯湾不安全的持续为华盛顿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提供了辩护借口，并使美国武器的销售变得合理。同时，伊斯兰国家对区域内竞争的关注使巴勒斯坦问题边缘化，并允许以色列政权在没有政治代价的情况下继续其扩张主义。美国从区域不安全中获益，因为这种不安全使波斯湾国家对华盛顿安全保护伞的依赖永久化，并阻止独立区域集团的形成。

因此，麦加协议的成功不取决于成员数量或武器数量，而取决于成员明智管理分歧、与抵抗轴心等行为体保持外交渠道以及避免落入其利益仅归于区域对手的陷阱的能力。如果麦加协议成员不能体面地从这些初步考验中走出来，并且不是威慑而是助长紧张升级，它们不仅未能确保自身安全，还将成为美国和以色列政权手中不受欢迎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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