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巴斯·米拉夫沙尔——中国事务专家

中国在伊朗对外经济结构中占有独特地位，但迄今为止这一地位尚未构成北京对德黑兰的战略承诺。购买伊朗石油、扩大贸易和参与基础设施项目为中国创造了优势，但应牢记，北京也与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其他区域经济体有着广泛关系，不希望其与华盛顿或其他贸易伙伴的关系受到任何损害。

《欧亚评论》关于中国对伊朗的“经济信誉”受到考验的报告表明，核心问题是北京在制裁下维持与德黑兰贸易的经济和法律成本的意愿程度。政治承诺与实际能力之间的这一差距取决于中国银行、运输公司、保险公司和商业中介的风险敞口。

一个重要的例子是首列中国-中亚-伊朗货运列车，根据已发布的报告，该列车于9月7日从新疆进入哈萨克斯坦，载有55节车厢，并经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前往伊朗。这条路线全长约6000公里，旨在成为中伊贸易的常规路线。其重要性在于提高双边贸易的韧性并减少波斯湾危机条件下海上运输的部分脆弱性，但这并不意味着“规避制裁”，因为货物仍受金融、海关、保险和次级制裁管控。

中亚；贸易走廊还是制裁压力区？

伊朗作为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南部门户”日益被使用，也使中亚暴露于华盛顿与北京竞争的后果之中。对与伊朗相关制裁对中亚影响的分析表明，次级制裁的增加可能提高使用这条线路的成本，甚至阻止银行和运输公司参与与伊朗相关方的合法交易。

过境路线越与中亚和中国的贸易网络相连，该地区的过境地理对伊朗的重要性就越大，但应牢记，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对这一网络的压力也会增加。因此，中国-中亚-伊朗路线以及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的能力不仅仅是运输项目，而构成了欧亚大陆“互联互通”竞争的一部分。

从长远来看，南北走廊对于连接伊朗与俄罗斯和欧亚网络很重要，而东西路线对于连接中国与中亚、伊朗以及西方和南方市场很重要。实现这些能力还取决于投资、安全稳定、融资、海关标准以及降低私营部门的制裁风险。

中国对能源进口的结构性依赖

石油仍然是伊朗和中国利益最重要的交汇点。中国对能源进口的结构性依赖使伊朗石油具有吸引力，尤其是以折扣价供应给中国炼油厂时。然而，中国在这方面并不依赖伊朗石油，其从俄罗斯、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和其他生产国的进口也必须加以考虑。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显示，尽管北京与德黑兰保持着重要的经济关系，但它与波斯湾国家有着更广泛的贸易，并在购买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石油的同时购买了伊朗出口石油的很大一部分。因此，中国的政策与其说是在伊朗和美国之间做出选择，不如说是基于“利益与风险的平衡”。

即使北京希望保持来自伊朗的能源流动，它也可能寻求限制与美国制裁直接对抗的成本。易货贸易以及利用中介和间接路线也可以在这一框架内理解，即在不与华盛顿直接对抗的情况下建立渠道。

技术竞争；更困难的合作边界

伊中关系的一个重要未来限制可能在技术领域比在石油领域更为明显。美中竞争已将获得先进芯片、计算设备、人工智能、卫星、电信和两用物品变成一个安全问题。

《连线中国》关于中国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报告表明，北京正在追求先进模型的发展和在这一领域的全球地位，而这种竞争正在增加围绕技术出口和供应链控制的敏感性。Trivium China也报道了在习近平与唐纳德·特朗普会晤之前的美中人工智能安全对话；这一问题表明，即使在激烈竞争中，两国也需要对话来管理某些技术风险。

技术越接近人工智能、半导体、卫星、电信或军事应用，向伊朗供货的中国公司面临出口限制或制裁风险增加的可能性就越大。中国在非洲的太空项目经验也表明，依赖中国设备和服务可能造成技术和金融依赖；因此，技术转让、本地化和管理新的依赖关系应同时加以解决。

中国、俄罗斯和更广泛的平衡几何

中国对伊朗的行为应放在北京与俄罗斯的关系及其与美国竞争的框架内看待。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的报告强调，俄罗斯对中国的价值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其能源资源、地理位置、在中亚的作用以及在平衡华盛顿方面的地缘政治分量都很重要。

伊朗对中国来说也不仅仅是贸易伙伴；其在波斯湾、中亚、欧亚过境路线和能源市场中的地位创造了独立的地缘政治价值。然而，这种价值并不意味着中国会在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每一次危机中都站在德黑兰一边。更可能的模式是保持经济渠道，尽可能反对单边压力，并避免威胁中国切身利益的代价。

因此，在伊美方程式中，中国既是“至关重要的经济伙伴”，也是“谨慎的平衡行为体”。其对伊朗的重要性源于能源、贸易和过境互联互通，但中国支持的限制由北京自身的利益决定。在这种情况下，同时发展南北和东西走廊、出口市场多样化、独立金融机制和国内技术能力，可以使伊中关系从“紧急依赖”走向“基于可衡量利益的相互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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